那封电报抵达延安的时候，是上午十一点四十分。
黄土高原的风裹着沙土味从山梁上灌下来，吹得电报室窑洞门口挂着的棉布帘子一鼓一鼓的。
值班的收报员叫周德生，二十二岁，眼镜片厚得跟碗底似的，在这张椅子上已经坐了一年半，半个屁股都快磨出了印子。
他正靠在椅背上整理东西，耳机里的白噪音嗡嗡地响着，手指搭在铅笔上没有力气。
电键忽然跳了。
周德生一个哆嗦坐正了身子，手按住铅笔开始抄收。
频率他认出来了。
整个延安电报室只有三个人知道这条专线的存在，上一次被激活还是半年前潘主任发来的撤离确认电。
发报方持续了将近四分钟才停，密度极高。
周德生从抽屉最底层摸出那本只有巴掌大的最高级密码本，开始翻译。
第一行出来了，是发报方代号和身份确认。
第二行出来了，是上海站新联络员琴师的签名密押。
第三行开始，内容不对了。
周德生把眼镜摘下来在袖子上蹭了两下，重新戴上，又核了一遍。
没有译错。
他继续往下翻，铅笔尖在纸上划出一个字一个字的明文，划着划着，手开始发抖。
译到第七行的时候，他的铅笔停了。
他盯着纸上那几行字看了足足十秒钟，把密码本合上，连同译了一半的纸和没译完的密码组一起夹在腋下，推开门就跑。
碎石路上他跑了不到两百米，在第三间窑洞门口被一个高大的警卫员拦住了。
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”
“最高密级电报，找首长。”
周德生喘着粗气，额头上全是汗。
警卫员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说话，转身推门进去了。
窑洞里过了不到半分钟，煤油灯亮了。
一个穿灰布棉袄的高个子男人从门里走出来，头发压得乱糟糟的，左脚的布鞋还没套进去，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的烟。
“什么事？”
周德生把译好的那半页纸双手递上去。
首长接过来，从口袋里掏出眼镜，看得很慢。
看完第一遍之后，他把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，又翻回来从头看了第二遍。
“后面还有。”
“是，还有一半没译完，密码组在这里。”
首长把纸折了一下捏在手里。
“走，去电报室。”
两个人沿碎石路快步往回走，警卫员跟在后面，枪套的搭扣已经解开了。
进了电报室，周德生重新坐到桌前，继续翻译后半段密码组。
首长没有坐，站在他背后，一只手撑着桌沿，眼睛盯着笔尖下面一个字一个字冒出来的明文。
最后一组译完了。
周德生把整张纸平铺在桌面上，拿起来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，读完之后手都是凉的。
“首长……”
首长没有回答他的话。
他把纸拿过来走到窑洞角落的木凳上坐下，从兜里摸出火柴点上了一支烟。
“这份电报的原始内容，从现在起你忘掉。”
“一个字都不能往外说，对谁都不行。”
“是，首长，我明白。”
首长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“你今年多大？”
“二十二。”
“好好活着。”
首长的声音很轻，在这间窑洞里听起来不像是首长在对下属说话，倒像是一个长辈在嘱咐自家后辈。
“你会看到那一天的。”
周德生没有听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但他这辈子都没有忘掉。
首长走出窑洞，在碎石路上站了一会儿。
他从棉袄内兜里掏出那张纸，借着星光又看了一遍最后几行。
手指慢慢划过那几个字，停了很久。
“去叫人。”
他头也不回，报了五个名字。
二十分钟之后，五个人陆续到齐，有的披着外套，有的鞋带都没系好。
没有人问为什么突然集合。
首长领着他们进了自己住的那间窑洞，门从里面关上了。
后来有人问过那天窑洞里到底说了什么。
没有任何一个参会的人回答过。
只有门外站岗的警卫员跟人提过一句，说关上门大约十分钟之后，里面传出来好几声压低了的惊呼。
然后就安静了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。
五个人鱼贯走出来，没有一个开口说话，表情各不相同，但眼眶全是红的。
首长最后出来，手里捏着两张新写好的电报纸，径直走向电报室。
周德生还在值班，看见首长进来赶紧站起来。
“发两封，一封给上海，一封给嘉兴。”
周德生接过来看了一眼，两封电报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有收报方的代号不同。
核心指令只有一条：即日起，辖区内一切力量无条件配合一项任务，保护代号钟表匠的同志，最高优先级，不设前提。
周德生没有问任何问题。
两封电报发出去了，先后收到确认。
首长拿过那两张电报纸和之前所有的译文纸，用一根火柴全部点燃了，灰烬落在窑洞的泥地上被穿堂风吹散。
“首长，那份原始密码组要不要也销毁？”
“不销毁。”
首长把那沓抄录下来的原始密码纸折好，塞进棉袄内兜最里面。
“这份东西，我自己留着。”
他在桌前又坐了一会儿，抽完了最后半支烟。
“上午的会照开，加一个议题。”
首长站起身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烟灰。
“国党要在上海跟日本人打了，我们得提前做准备。”
“什么准备？”
“搬东西，搬人。”
他走到门口，抬起头看了一眼东方的天际线，天光很薄，压在山脊上面。
“上海的工厂，学校，研究机构，搞技术的人才，进步的知识分子，趁日本人还没打进来之前，一个都不能给他们留下。”
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，布鞋踩在碎石路上的声音越来越远。
周德生一个人坐在电报室里，窑洞外面的天一点一点亮了起来。
他低头看着桌上那搪瓷缸子里凉透了的水，愣了很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