伦敦的禁令传到印度时，已经是九月中旬。


    电报先到孟买，再转加尔各答。总督府的文书员抄写了两份，一份归档，一份送到宣传处。


    处长看了，皱皱眉，把它压在了一迭待办文件下面。


    他对副手说：“又是伦敦的麻烦。别急着办，等两天。”


    副手点点头。他们都知道，这种来自本土的紧急命令，往往雷声大雨点小。


    去年还有封电报说要加强货物的检疫，防止霍乱扩散，结果到今年连检疫站的预算都没批下来。


    禁令在文件筐里躺了三天。这三天里，从英国来的商船「孟买之星号」已经卸了货。


    船舱里除了打字机、自行车和蒸汽机的零件这些热门货，还有十箱最新一期的《良言》杂志。


    这些杂志很快被送到加尔各答城区的书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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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麻纺商行的会计苏伦德拉下班后没回家，而直接去了加尔各答北区佐拉桑科，一个看起来颇为陈旧的老宅子。


    轻轻敲门以后，一个仆人开了门，把他引入的内室。而他的朋友们，已经等在了那里。


    其中两个是律师，都在伦敦读过书，一个叫阿肖克，一个叫尼拉杰。


    还有一个是为《孟加拉日报》撰稿的记者，叫比马尔。还有三个是和他一样在商行里工作的年轻人。


    最后一个坐在窗边，很安静，他是这座宅子的主人，也是这个小小的读书会的发起人。


    他叫拉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。


    他是个年轻人，刚满二十岁，家里希望他学法律，把他送去了伦敦，但他只想写诗，于是没有毕业就回来了。


    现在他是整个加尔各答青年读书会的领袖人物。


    苏伦德拉惊讶地发现，大家并没有在翻阅刚刚上市的《良言》，而是在听那个叫阿肖克的律师朗读着什么。


    他捧着一本小册子，声情并茂，语调铿锵，他的英语是标准的伦敦口音。


    苏伦德拉来的正好，故事才刚刚开始——


    一个叫温斯顿的小公务员，在大英帝国的“真理部”工作，每天的工作就是修改旧报纸和档案。


    读到这里时，记者比马尔笑了一声：“这不就是新闻处那些人的工作吗？把坏消息改成好消息。”


    阿肖克继续读，读到“oldyiswatchingyou”时，他不自觉地停了下来。


    房间里安静下来。


    泰戈尔开口了，他轻声问：“能再读一遍那句吗？”


    阿肖克又读了一遍，特意加重了语气：“oldyiswatchingyou。”


    泰戈尔点点头，没说话。他拿起笔，在一张纸上写下一行孟加拉语。


    他写的是：“（她一直在看着你们）”


    写完后，他把纸推到桌子中央。几个人凑过来看。


    “这个‘她’……是指女王？”


    “可以指很多。总督府，税务局，警察局，档案处……所有那些‘看着’我们的东西。”


    阿肖克继续读。他读得很快，读到温斯顿被捕，读到“友爱部”的审讯，读到老鼠的铁笼子……


    最后读到温斯顿为了不被老鼠咬脸，尖叫着出卖恋人裘莉亚时，他再次停住了。


    过了很久，苏伦德拉才颤栗着开口：“所以恐惧可以让人背叛一切？”


    泰戈尔摇摇头：“不是恐惧，是大英帝国的统治。它的统治既制造了恐惧，也利用了恐惧。


    索雷尔先生写得很清楚——大英帝国其实不需要每个人都忠诚于它，只需要每个人都害怕它！”


    阿肖克渐渐读到了最后几页。温斯顿被释放了，在街上遇到裘莉亚，两人都知道对方出卖了自己，但都很平静。


    最后温斯顿坐在咖啡馆里，看着墙上的“oldy”海报，心里充满了爱，回到「友爱部」，平静地接受了死刑。


    听到这里，泰戈尔也忍不住打了个寒颤：“他最后爱上了那个让曾经让他恐惧的东西，这才是最可怕的！”


    那天，这本叫做《1984》的增刊在几个人手里传阅，被一遍又一遍地阅读。


    读完的人往往会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加尔各答。


    这座城市是英国的造物，港口、铁路、法院、学校、监狱——一切都是按英国人的图纸建的。


    他们在这里生活，工作，赚钱，但也时刻被“看着”。


    警察看着，税吏看着，学校的英国老师看着，公司的英国经理看着。


    现在，一个法国人把这种“被看着”的感觉写成了书，还给起了个名字：“oldyiswatchingyou”。


    第二天，拉宾德拉纳特·泰戈尔就开始翻译《1984》，把它改写成孟加拉语。


    他没翻译整本书，只选了关键段落——开头的设定，那句标语，审讯的场景，还有结尾。


    他甚至删掉了“1984”这个年份，把它改成“自由的终点”。


    他也删掉了具体的英国地名，改成模糊的“帝国中心”。


    翻译完了以后，他先给了记者比马尔看。


    比马尔说看了一眼手里的几页纸，摇摇头：“登不了报。审查过不了。”


    泰戈尔的语气很坚定：“不登报，就用手抄。一传十，十传百。”


    比马尔叹了口气：“这很危险。”


    泰戈尔点了点头：“是，很危险。书在伦敦已经被禁了。但真正危险的不是我们，是禁书的人。他们在怕什么？”


    比马尔想了想，这次没有反对。他们当天就抄了十份，给了十个信得过的人。那十个人又各抄了几份。


    不到一周时间，加尔各答的知识分子圈子里，都在私下讨论“那本法国书”。


    他们有些人还不知道全书内容，只知道几个关键句子，还有那句标语：“她一直在注视着你们！”


    总督府的禁令终于下发时，已经是九月下旬。警察开始搜查书店、报刊摊，要求上缴《良言》增刊。


    但他们搜到的很少——大部分早就被藏起来了，书店老板宣称接到禁令就把书烧了，灰烬都倒进了胡格利河。


    警察当然不信，但搜了每一家书店，什么也没找到。


    其实早在搜查前三天，这些狡猾的老板就把手里的《1984》一页页拆开，藏在不同的地方——


    账簿夹层、地板下面、宗教书籍的内页。等有人愿意出高价买的时候，他们才把它“组装起来”销售。


    禁令反而让这本书更有价值。黑市上，一本完整的《1984》英文本能卖到10卢比，是《良言》原价的10倍。


    手抄的孟加拉语节选本更便宜，但也更危险——持有者一旦被发现，就会被逮捕。


    九月底，加尔各答发生了一件事——一个叫萨钦的年轻学生在街头演讲的最后，突然提高声音：


    “他们在看着我们！税务局看着，警察局看着，总督府看着！但我们要问——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可以看着我们，我们却不能看着他们？”


    人群里立刻有人喊：“因为他们有枪！”


    萨钦说：“枪只能打死人，打不死思想！伦敦现在怕一本书，怕一个法国人写的书！那本书叫《1984》，里面有一句话——‘她一直在看着你们’！”


    警察冲过来抓他时，他已经跳下演讲台，混进人群跑了。但他的话传开了。
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萨钦躲在朋友家里，朋友问他：“你真读过那本书？”


    萨钦摇头：“只读过几页手抄本，但够了。重要的是，伦敦在怕它。如果伦敦怕它，就说明它说对了。”


    朋友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：“那个法国作者……他叫索雷尔？”


    萨钦点点头：“莱昂纳尔·索雷尔。他曾经在伦敦帮穷人写信，现在因为写了这本书被驱逐。”


    “他真的这么做过？”


    “嗯，虽然他是法国人，我们是印度人。但我们一定要记住他，他是第一个在伦敦说出真相的人！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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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类似的情况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。


    在爱尔兰的都柏林，英国查禁《1984》的消息，几乎立刻被爱尔兰民族主义报纸当作一份现成的证据：


    帝国的统治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从容！


    “oldyiswatchingyou”的口号被印在粗糙的传单上，被涂写在墙角和酒馆后门。


    这里没有人关心《1984》的文学价值，但在集会上，“莱昂纳尔·索雷尔”的名字被反复提起。


    他被视为一个替所有被统治者承受了大英帝国第一击的殉道者！


    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，知识分子们谈论的并不是，而是法国和英国报纸对禁书事件的不同措辞。


    莱昂纳尔作为法国作者的身份在这里被反复强调——他来自一个共和国，却被一个帝国驱逐。


    这使他迅速被塑造成“替我们发言的欧洲人”。


    当地的报纸也在暗示：如果帝国无法容忍这样的表达，那么殖民地就没有保持顺从的义务。


    此外，在香港、在孟买、在开普敦、在新加坡、在槟城……《1984》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同一件事——


    告诉所有人，大英帝国的统治依赖的不只是武力和法律，还有对语言的控制！


    ……


    而在远在伦敦的苏格兰场，通过电报汇总了各地的数据以后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


    他们缴获的《1984》册数，已经超过了《良言》8月下旬刊的总销量，而且是远远的超过。


    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，正在不断把《1984》扩散向大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。


    就在这风雨飘摇当中，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1882年的10月，《1984》引发的骚动几乎让内阁陷入瘫痪。


    于是经过整整一个月的“缜密调查”与“口头传唤”后——


    一长串名字出现在总检察长亨利·詹姆斯爵士亲笔签名的起诉名单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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