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幕上陆续放出死者头皮、颅骨和颅内的解剖照片。赵法医指着投影画面，继续介绍：“死者左额部有皮下出血伴擦伤，但对应颅骨没有骨折，颅内也没有出血，脑组织基本正常。右侧脑组织额叶有少量挫伤和出血。顶部头皮有片状皮下出血伴擦伤，顶颞部颅骨有一条很长的骨折线，从枕外隆突右侧一直延伸到右侧眼眶上方，下方伴有大片蛛网膜下腔出血和硬膜下出血。左侧枕部头皮也有片状出血伴擦伤，但颅骨完好，脑组织有少量挫伤和出血。”


    “颅脑损伤确实有好几处，等我理清楚先后顺序。”大宝盯着屏幕，皱着眉头自言自语。


    “你们目前下了什么结论？”我问，“舆情里家属主要质疑法医鉴定含糊不清。”


    “这可太冤枉了！”赵法医喊冤，“我们按程序把内脏组织送去龙医大做病理检验了，毕竟脑组织广泛出血，得排除自身脑血管疾病。我们没这检验能力，只能等大学结果。刚刚才排除疾病，鉴定报告还没出呢，怎么就说我们含糊了？”


    “正常，现在的人啊，遇到点事就喜欢找公安的麻烦，博个眼球，总得找个理由嘛。”大宝笑嘻嘻地说。


    “也不能这么说。”我晃了晃脑袋，“这事儿都过去二十多天了还没个结论，咱们确实有责任。”


    “可我们受理的时候约定的时限是三十个工作日啊，我们又没违约！”赵法医气鼓鼓地说。


    我点点头，也没争辩，而是转头问道：“报告还没出呢，怎么就被说含糊了？”


    一旁操作投影仪的实习法医脸“唰”地一下红了：“尸检的时候家属问我，我就说了句‘颅脑损伤死亡’，别的也没说。可能……是我没表达清楚吧。”


    “嗯，这有可能是原因。”我又看向赵法医，“不过家属这么纠结法医鉴定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刚才大宝打断你讲事发经过，被黑板擦砸中后到底发生了啥？”


    “哦对，我就说怎么感觉话没说完呢！”赵法医一拍脑门，“夏令营有好多目击者呢，调查得可清楚了。死者被砸中后直接就趴在课桌上了，大家都以为她眼睛被砸伤了。没过多久，她就在桌上晃来晃去的，好像要晕倒了。”老师慌了，叫人抬担架把她运下楼，打算用送食材的皮卡车送县医院。”


    “没打120？”我皱眉。


    “打了，但120说定位后要三十分钟才能到。夏令营和县医院在县城对角线，太远了。”赵法医解释，“负责人决定自己送，能省一半时间。结果两个学生抬担架下楼时，担架突然脱落，死者后脑勺着地摔在楼梯上。两人把她重新抬上担架，放到皮卡车厢里，负责人亲自开车。没开出多远，皮卡车和轿车迎面相撞。车内人没事，但车厢里陪同的同学说，死者头部因惯性撞到了车厢板。不久120赶到，发现死者已经没了生命体征。”


    我和大宝对视一眼，大宝叹气：“这孩子也太倒霉了……”


    “是啊。现在关键问题是——”赵法医神色凝重，“家属想知道，死者头部被砸、摔跌、撞击三次受力，哪次是致死原因？”


    “老师怎么能体罚学生？还有，俩孩子连担架都抬不稳？”大宝还在心疼死者。


    “是两个更瘦弱的女生抬的。”赵法医补充，“这夏令营是‘女德班’，学生老师都是女性。”


    “女德？”大宝一脸困惑，“什么鬼？”


    “对家属来说，责任归属很关键。”我解释，“如果是老师砸死的，学校全责，老师要担刑责；如果是抬担架摔死的，学校责任轻些；如果是交通事故，还有保险理赔。所以他们最怕第二种情况。”


    “不管家属满不满意，我们必须客观公正。”赵法医说，“但搞清楚致死原因，确实有难度。”


    “多次损伤中找致命伤，确实复杂。但有些案件根据损伤特点能分析清楚，比如这起。”我沉吟道。


    “其他部位损伤都不致命。从颅内情况看，右侧顶部这条纵贯骨折线下有大量出血，我们认为这处骨折是致命原因。”赵法医指着投影，“头皮有三处损伤，对应三次受力：左额部是被砸的，枕部损伤伴有额叶对冲伤，说明是摔跌造成的，顶部损伤则是仰卧时撞击车厢板导致的。”


    “头皮损伤和调查情况吻合。”我点头认可，“但打开头皮后，这处颅骨骨折究竟怎么形成的？”


    “骨折线最宽处是受力点，但这里和顶部皮下出血相距五六厘米，最近的撞击伤也不完全对应。我们倾向于顶部撞击致死，但不敢确定。”赵法医面露难色。


    “既然位置不对应，就不能断定这处骨折是直接撞击导致的。”我思索着说。